201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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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為何難出大師
梅蘭芳逝世已經40多年，這40多年間，誰還聽過同樣宛轉的仙曲？誰還見過同樣銷魂的身段？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再沒有堪與其比肩的人物出現，幸哉？悲哉？
陳寅恪逝世將近40年，在這40年間，誰還見過哪怕是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柳如是別傳》相平的著作問世？
無論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是自然科學領域，我們都沉寂太久了。尤其近10年間，碩果僅存的老先生們也一個一個離去，我們徹底進入了一個大師青黃不接的時期。1990年11月，馮友蘭逝世；1996年3月，陳景潤逝世；1998年12月，錢鐘書逝世；2005年6月，啟功逝世。2016年5月，楊絳先生去世，有評論說，“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結束了，而另一個時代遠遠還沒有開啟，誰來擔當大任？
2006年11月，溫家寶總理和教育工作者在一次座談會上憂心忡忡地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杰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想我泱泱中華，正在進行偉大的民族復興——現代化建設，偉大的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大批大師級的杰出人才，但現實卻似乎令人失望。經濟飛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理應大師輩出，為何出不了大師？怎樣才能出大師？
所謂大師，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別有創造力的，甚至是偉大的人才。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休謨、洛克、斯密、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以及我們中國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等無疑是大師，或超級大師，或偉大人物。中國近代的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則為一般的大師或杰出人物。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領和影響了他們的同時代人，并對他們的時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大師在當下中國已成為稀有動物甚至絕跡了。大師近乎絕跡由來已久，不只在某一領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們缺少偉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學家、音樂家、小說家、戲曲家、影視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建筑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等，總之，我們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各領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師，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說，在科學技術領域里出不了大師尚可理解——因為我們的經濟和科技教育環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出不了大師豈非咄咄怪事？這對于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又擁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復興的大國是難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種莫大的嘲諷。
在當下中國，非功利地全身心從事智力活動的人日趨稀少，當下知識分子在社會潮流裹挾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離神圣，摒棄價值，否定道德，追求金錢與享受。然而對于真正的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物質財富和享樂固然重要，但他們更珍視的是精神財富。不然，我們很難理解，當年鄧稼先、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何以拋棄榮華富貴回國參加建設。現在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接受“權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學校園中蔚然成風。權錢交易、買賣文憑毒害了學生的靈魂，應試教育壓抑了學生的個性和自主性，也摧殘了學生的靈氣和創造性，教育的意識形態化則助長了假大空的表演。官本位制及其觀念意識侵蝕了大學圣潔的知識殿堂，摧毀了大學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滿街走”的職稱泛濫和學術等級化淹沒了自由的學術精神和尊嚴。專家成了商家的點綴，老板擠滿“殿堂”為的是一紙文憑，急于貼現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學而優則仕和學而優則商或者說當官、賺錢成了入學的唯一目的。試問，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精神第一要義何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何在？教育的現代化又從何談起？面對教育的資本化和被權力扭曲了的教育潛規則，又有誰來真正求知識做學問呢？又怎么能出大師呢？
一個大師的誕生絕不是偶然的，雖然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與學術氛圍息息相關，即先有出大師的氛圍，方能出大師級人才。而我們所欠缺的正是這種氛圍。因此從源頭上狠抓教育改革，培養自由的科學精神和人文主義情懷，善待杰出人物，營造崇尚偉人的精神氛圍，給予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最大限度的自由，從體制上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正營造寬松、自由、和諧的制度環境，從而激發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無愧于民族復興的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偉大時代。
陳寅恪逝世將近40年，在這40年間，誰還見過哪怕是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柳如是別傳》相平的著作問世？
無論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是自然科學領域，我們都沉寂太久了。尤其近10年間，碩果僅存的老先生們也一個一個離去，我們徹底進入了一個大師青黃不接的時期。1990年11月，馮友蘭逝世；1996年3月，陳景潤逝世；1998年12月，錢鐘書逝世；2005年6月，啟功逝世。2016年5月，楊絳先生去世，有評論說，“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結束了，而另一個時代遠遠還沒有開啟，誰來擔當大任？
2006年11月，溫家寶總理和教育工作者在一次座談會上憂心忡忡地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杰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想我泱泱中華，正在進行偉大的民族復興——現代化建設，偉大的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大批大師級的杰出人才，但現實卻似乎令人失望。經濟飛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理應大師輩出，為何出不了大師？怎樣才能出大師？
所謂大師，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別有創造力的，甚至是偉大的人才。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休謨、洛克、斯密、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以及我們中國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等無疑是大師，或超級大師，或偉大人物。中國近代的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則為一般的大師或杰出人物。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領和影響了他們的同時代人，并對他們的時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大師在當下中國已成為稀有動物甚至絕跡了。大師近乎絕跡由來已久，不只在某一領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們缺少偉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學家、音樂家、小說家、戲曲家、影視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建筑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等，總之，我們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各領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師，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說，在科學技術領域里出不了大師尚可理解——因為我們的經濟和科技教育環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出不了大師豈非咄咄怪事？這對于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又擁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復興的大國是難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種莫大的嘲諷。
在當下中國，非功利地全身心從事智力活動的人日趨稀少，當下知識分子在社會潮流裹挾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離神圣，摒棄價值，否定道德，追求金錢與享受。然而對于真正的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物質財富和享樂固然重要，但他們更珍視的是精神財富。不然，我們很難理解，當年鄧稼先、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何以拋棄榮華富貴回國參加建設。現在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接受“權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學校園中蔚然成風。權錢交易、買賣文憑毒害了學生的靈魂，應試教育壓抑了學生的個性和自主性，也摧殘了學生的靈氣和創造性，教育的意識形態化則助長了假大空的表演。官本位制及其觀念意識侵蝕了大學圣潔的知識殿堂，摧毀了大學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滿街走”的職稱泛濫和學術等級化淹沒了自由的學術精神和尊嚴。專家成了商家的點綴，老板擠滿“殿堂”為的是一紙文憑，急于貼現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學而優則仕和學而優則商或者說當官、賺錢成了入學的唯一目的。試問，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精神第一要義何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何在？教育的現代化又從何談起？面對教育的資本化和被權力扭曲了的教育潛規則，又有誰來真正求知識做學問呢？又怎么能出大師呢？
一個大師的誕生絕不是偶然的，雖然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與學術氛圍息息相關，即先有出大師的氛圍，方能出大師級人才。而我們所欠缺的正是這種氛圍。因此從源頭上狠抓教育改革，培養自由的科學精神和人文主義情懷，善待杰出人物，營造崇尚偉人的精神氛圍，給予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最大限度的自由，從體制上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正營造寬松、自由、和諧的制度環境，從而激發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無愧于民族復興的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偉大時代。
馬研部：龐美清
